2004-11-16

许嘉璐

朋友们、同志们，大家好！

    在北京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相聚在一起隆重举行向国家图书馆赠送《二十四史全译》的仪式。借这个机会，作为这部书的主编，我向各位介绍一些情况。

 一、为什么要把二十四史译成现代汉语

    中华民族自古重视自己的历史。姑无论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和分散在浩瀚文献和文物中的历史资料，单是记录民族历史的骨干——二十五部“正史”（即“二十四史”加《清史稿》），记录了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直到1911年清皇朝覆灭的主要史实这一点，就是世界仅有的了。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与未尝中断的几千年历史记录相并行，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一直延绵下来，形成特色鲜明、历久长新的文化传统，并且不断吐故纳新，发展丰富。这也是世界所仅有，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民族的现实过了今日就成了历史。今日之中国是昨日之中国合乎历史逻辑的延续。我们不但应该而且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国家兴衰起伏的经验和教训，以为振兴中华的资粮；单就文化建设而言，也不但应该而且可以从中找到规律，以为建设中华文化的资粮：今日之中华文化是昨日之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昨日的历史和文化存在于多种多样的载体中，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世文献。二十四史，就是传世文献中不能不重视的典籍。

    我们正站在祖先的肩头续写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华章。这个时候最需要历史的和文化的自觉。不认识、不尊重自己过去的民族，就难以自觉地设计未来并为之奋斗不已；反之，像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的伟大复兴，力量源泉之一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过去之优劣长短的清醒认识和分析。

    要做到对过去与未来的清醒和自觉，就要读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的发展和教育制度与内容的演变，现代社会的人们能够阅读用古老的文言文所写的史书的，已经寥寥。对于众多对中华民族历史有兴趣的人来说，尽量准确的译文不失为门径和桥梁。当然，要想进一步更细致地体味原文，或做深入的研究，是不能依靠译文的，但是有这种需要的毕竟不多，或者当有了这种需要时应该已经具备了直接阅读原著的能力。

    中国要走向世界，就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过去。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古代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现在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接触过文言文的，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至于能够基本准确地领会史书原文，自如地运用其中的史料的，就更少了。史书的译文可以让所有掌握了现代汉语的外国读者，利用这根“拐棍”间接地使用中国古代史书；如果将来有人想把这些史书译为外文，它也不失为重要的参照。——我们想让这部“全译”同时成为中国古史走向世界的中介。

    正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出入于“正史”，而不仅仅从后人的史学论著中了解自己民族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为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有兴趣的外国人提供方便，并且为有朝一日把“正史”译成外文准备些条件，我们决心把二十四史译成现代汉语，取名为《二十四史全译》。作为“二十五史”成员的《清史稿》，由于成稿仓促等原因，历来为史家所不满，重修清史势在必行（事实上这一工作2002年已经开始），所以把它翻译出来意义不大，因而没有纳入我们翻译的范围。

二、关于《二十四史全译》翻译和出版过程

    把二十四史全部翻译成现代汉语，这是个很大的工程。全书4000多万字，译文则近6000万字。篇幅大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或许可以用延长翻译和出版的时间来解决，但即使那样也需要一批专职致力此事的队伍，起码参加者要具备专心致志、不务其他的条件（即所谓“脱产”）。而这是个“民间项目”，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同时，篇幅大也还并不是最大的困难，最难就难在如何保证译文的质量。我们提出了“以直译为主”的原则，这就要求言文尽量对应。从理论上讲，古今语言要完全“直译”，也就是严格地一一对应，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生活的演变而演变；某种社会和生活消逝了，反映那种社会和生活的词汇一般来说也要退出全民语言的范围；语言是交流（包括达情）的手段，不同社会的人，思与情是极为细密的，常常言之不足就借助于环境，把意和情放在言外。时隔千百年，要完全复原古人在一定社会生活环境下的意和情，充其量只能尽力而为而已。这样，要做到尽可能接近古文原意，就不但需要更多的时间反复琢磨，还需要所有的译者都具备较好的古今汉语和史学等等多方面的修养。当今的学者，术有专攻者不乏，而渊博旁通者盖寡，弥补的办法只有广询能者，集思广益，遇有问题反复研讨。

    虽说是史书，但是二十四史实际几乎包含着古代的一切文体。不但在人物传记之外有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在散文主体中还录有骈文、诗词、骚赋。这也是翻译工作的难点所在。对于多数译者，即使是熟篇，甚至引用或讲授过多次的篇目，落笔时也觉其难。虽然我们在遇到这些文体时采取了通融的办法，但是否能令读者满意尚未可知。

    这项工作的难处还有非学术方面的。先后参加翻译的，约逾200位教授、副教授、博士生，主要来自7所大学的古籍研究所（名录见各分卷）。能够在本书中承担任务的几乎都是各所的业务骨干，各有本单位下达的繁重科研任务，现在外加这项工作，又是分散进行，进度几乎无法保证；参与者众，风格各异，对“直译”标准的理解和把握不同；连同原文上亿字的校对、编辑加工，工作量之大，若非矢志弘扬中华文化的编辑出版者孰愿为之！篇幅既大，人员复多，周期过长，所需经费必夥；而国家百业正兴，一时还不能顾及于此，从社会上筹集资金，复因企业投资文化事业的意识还要等待和培养，其事之难不言而喻。加之近年来先后出版了一些类似的译作，虽然有的或号称全译实为选译，或自云精审实则草率，有些甚至难以卒读，但既已立在购书者的书架上，市场也已缩小，这又增加了筹资的困难。

    但是，种种困难如果和我们所认识到的这项事业的意义相较，应该说就算不得什么了。关键在于坚持，在于找到志同道合者，在于各个方面相互理解，亲密合作。

    屈指计来，这个项目从启动到付梓已经经过了13年。1992年，受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感召，决心用这一项目为精神文明建设、迎接文化建设高潮贡献点儿力量。起初是和一家愿意为此做些奉献的民营企业合作，开局是顺利的。随后，学者们的本职工作对完成译稿的冲击越来越大，交稿时间一拖再拖，更出乎意料的是投资者破产了，工作只好停顿下来。一叠叠稿子压在手里，欠着译者几十万元的稿酬，令人夜不能寐。过了两年，终于遇到知音：江苏省南通开发区南山投资有限公司杨冠三先生、北京北纬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杨冠群先生、冠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杨冠平先生从事的行业虽与史学无涉，其公司也并非拥资若干亿的巨企，但是当了解了《二十四史全译》的意义后，便毅然决定投资支持；为此他们共同出资组建了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从这时开始，各卷能否按照新的进度表交稿就成了关键。作为主编，所着的急已非言辞所能形容；投资和出版者更是不堪忍受。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为这个项目组织了几十人审稿、校对、录入，投入数百万元。显然，译者交稿向后拖延得越久，成本就越高，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用寝食不安、形容枯槁来形容主其事者、也是译者和出资者之间的协调人孟繁华先生当时的景况恐怕是不为过的。而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却从没有丝毫要停顿或退缩之意，出资者更是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作为译者一方，我们固然为十多年的心血得以问世而欣慰，同时也因看到了我国企业家中有这样热爱中华文化，并为之尽力者而高兴。这大概也是中华文化振兴的高潮即将到来的征兆之一吧，而南通南山投资有限公司等几家则是先行者。

    在没有亲口吃梨子的时候，对梨子的味道不会有真切的感受。虽然事先已经想到这件事情不容易做，但绝对没有料到难到如此的程度。现在回想一大批编辑、录入人员坐等稿件，每天来电话询问各卷进展时的情景，仍然要出些冷汗：对不起热心的企业家和编辑者，又无力强使未做和未完的稿子一下子齐、清、定地来到我们面前。此时我才懂得“不知深浅”这个词组的深刻含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悔不当初” 四个字不断在脑中出现，却又不能说出，这种状况或者就叫“苦不堪言”吧。

    不过事情总算做完了。在我们急难的时候，西南师大、华中师大、广州师院的先生们“拔‘笔’相助”，不但按时交稿，译者、主编都异常认真负责。其情其意让人永远难忘。

    所可告慰广大读者和投资出版者的是，所有参加翻译工作的先生们，都是精益求精，不敢率意为之。我们工作的流程是：先由顾问、主编副主编、分卷主编副主编共同拟订工作规则、翻译条例、古代职官、地名处理办法、书写格式；分工后请各分卷试译，试译稿由分卷主编审阅，修改后交主编再审，遴选出标准译稿若干篇，印发给全体译者参考。翻译工作正式全面开始后，每篇都要经分卷主编审查，除原译者修改外，最后由分卷主编定稿、签字；分卷译稿集中交“《二十四史全译》办公室”（设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由工作人员按照齐、清、定的标准检查，不合标准的退回补充修改；主编从稿件中随机抽查，一查译稿是否符合条例和格式，二查分卷主编是否审改过，三查译稿质量。译稿分批交出版编辑人员，首查是否齐、清、定，次查翻译质量，遇有较多问题，退原翻译单位修改；遇有普遍性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请主编斟酌决定。

    我们之所以制订这样复杂的工序，是因为前面所说的翻译之难。如果不让每篇译稿“过五关斩六将”，就不敢出手，深恐玷污了古人，贻误了当世。即使层层把关了，我们也不敢说在译稿付印之前自己可以完全安心了。

    我们在这里不嫌繁复地写下这部书翻译和出版的始末，是因为《二十四史全译》的完成和出版，在古籍整理领域是一个不小的成果，也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其间的甘苦曲折应该记载下来，希望后人不再如此艰苦地工作；同时也是为了请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据此对我们进行指导和批评。

三、关于直译与其他

    古文的翻译和外文的翻译在某些方面很相近，例如同一本书由不同译者译出，可以是十分不同的样子。除了个人的风格、理解的深浅和语言文字水平的不同外，还有见仁见智的问题。所以要找到一本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的翻译著作，是很难的，这也是同一本书可以有多种译本的重要原因。我们为了确保翻译的质量，也为了能方便读者和原文对照，所以力求直译。这样，虽然译文有的地方（例如文学色彩较浓的文章）可能不大顺畅，但是因为留给译者的自由空间要小得多，因而在距离原文意思远近方面也更“保险”一些，虽然可能又在另一方面冒更大的风险。

    对所谓直译，人们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我们提出的要求是：让原文的字句基本上在译文中落实，译文中的字句在原文里基本上能找得到根据。直译并不等于译文的语句和原文一对一，一词不能加，一字不能减。自古训诂家们注释或翻译文献（例如“章句”之学）无不根据文意适当增减。所谓增，即由于古今语言和表达习惯的差异，翻译时往往需要把古文中隐去或隐含的词语也译出来；所谓减，即把原文重复而译文不很需要的词语省去。但是这种增，又和训诂之大忌“增字解经”不同：前者所增，是原文中本有而未显，今则使之落实的；后者则是原无其意而译，注者以己之意添上的。当然，这两种情况，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训诂大家几乎都难免增字解经之疵的缘故。这部《二十四史全译》在力求直译时，当然也避不开上述的矛盾，至于做得如何，则需要专家们和广大读者加以鉴定。

    古代史书，处处出现大量地名、官名。这二者是随时代而不断变迁的，不但名称屡易，一地所治、一官所司也变化万千。翻译不同于注释，注释可以用后代的地名、官名与原文相比照，如果用了后代的地名、官名来翻译，必将似是而非，那对于翻译工作来说就是失误。因此我们一律采取径用原名的办法。这虽然可能让一些读者失望，但如果他们了解了其中的道理，恐怕是可以原谅译者的。

四、我们的感谢

    担任本书顾问的是四位老前辈：原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林，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阴法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兹全。这几位先生都是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人，从来不担任只有虚名的职务。他们对《二十四史全译》寄予厚望，不但有会必到，有意见就提，而且亲自审阅、修改样稿。工作中辍，他们表示理解。他们对这部书的关心和支持，一直激励着所有参与其事的人。作为主编，真是难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不幸的是，周林、邓广铭、阴法鲁三位先生竟已先后作古。令人高兴的是何先生还很健康，但也九十高龄了。——十三年的光阴哪！

    任何一本书的出版，在作者看来，交了稿，此后就是出版单位的事了。虽然可能也知道录入、校对等等工序繁杂，但对其艰难未必都有深切的体会。这部《二十四史全译》的出版过程给许多参与翻译的专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不能按时交稿给出版者增加的困难这里不必重复，由于译者众多，难免水平参差；篇幅巨大，译时或有遗误，于是编辑们在收到稿子之后，复核版本、审查译文、斟酌商改、统一体例、多次校对，而每一次的改动既要商诸译者，又要麻烦录者，直到出了胶片才可以稍稍松口气。责编们都是既有古文造诣，又有经验的老编辑，其工作态度可以用一丝不苟来形容，译文的毛病很难逃过他们的眼睛。他们实际上起到了“专职副主编”的作用。如果这部书还能让读者基本满意的话，应该说，有一半的功劳是他们的。我们在这里代表所有的译者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希望读者在阅读这部书时能体会到并记得他们的辛劳与认真。

 谢谢各位！